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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荃湾西方寺大雄宝殿 |
【接
香港佛教之起源及早期发展史略(二)】
其后,民国四十四年(公元1955年), 悟明法师在大屿山地塘仔开创道场,即为「宝林禅寺」。一年后,圣一和尚在灵隐寺讲《梵纲经》,时悟明长老圆寂,大众礼请圣一和尚接管宝林禅寺;圣一和尚接任后,于寺内打了两年禅七,自此宝林禅寺即以弘扬禅宗为主:夏则安居诵经习教;冬则打七参禅;早、晚二时课诵,早、午二次过堂用齐;日诵两部《金刚经》; 夜坐两枝静香;半月诵戒布萨,出坡种菜,搬沙运石,整修道路,生活清淡恬静,坚持清修,不公开接待游人香客,不承办法事。宝林禅寺殿堂建筑简朴,寺前山门横匾写有「十方道场」,门联为:「后枕高山凤岭巍巍云盖顶,前临大海曹溪滚滚水来潮」;大殿门联为:「宝林开凤山,梵刹接曹溪。」显示寺院为传统之禅宗道 场。圣一和尚于1997年秋退居,由见智大和尚接任,萧规曹随,继续保持道场农禅清修之风。(2006年由衍亮法师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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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屿山宝林禅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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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屿山宝林禪寺退居方丈圣一长老德相 |
三、从「山居佛教」迈向「城市佛教」
香港佛教在经历了早期的「茅蓬修行」后,于二十世纪初开始渐渐与香港社会发展相结合,逐步出现城市化的趋势。从二十世纪初到九十年代初,香港佛教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
从1924年到1948年,从镇江金山寺纪修和尚来港当「大茅篷」第一任住持开始,到香港佛教联合会的创立。香港佛教经历了由茅蓬修行的「山居佛教」迈向「城市佛教」的演进。「城市佛教」倡导「入世」的传道方式,由「弘扬佛法」向「参与社会」纵深发展。其中,创办佛教学校标志着香港佛教参与社会取得实质性发展。
如前所述,从1924年至1930年,纪修和尚从内地来到大屿山出任「大茅蓬」住持,历时六载,使早期的香港佛教出现了新局面。期间有三大转变:一是分散的茅蓬形成了统一的佛教中心,大茅蓬吸引了许多佛教徒前来,不期前来参修者,多达数十人。二是香港佛寺及僧人的建设与管理与内地佛教轨范相接。纪修和尚将金山寺的全部清规仪制运用于「大茅蓬」,建大木屋,作为禅堂之用,禅风因而日盛。三是香港佛教向着以禅宗为主要流的方向演化。
1925年宝莲禅寺开始了秋期传戒;1928年建成大雄宝殿、方丈室、客房;1929年建成五观斋堂。奠定了禅寺的传统与特色。1930年纪修和尚退居(1938年往生);筏可和尚出任第二代住持;除了「法席更隆」,规模更大之外;一切仪制不改,依旧农禅种植。
在筏可和尚的时代、中国佛教的「禅农一体」更为突现,宝莲禅寺的农禅生活,影响日深,求道者纷纷而至。禅宗的「法制」、「规模」及「器度」三者并行发展。 其禅宗法制更加明确。三年举行一次「秋期传戒」(律);每年元月举行「禅七」法会一次(禅);每年农历四月、七月、九月,修建「大悲法会」(净、密),各 一次。律、禅、净、教、密,五宗弘布。宝莲禅寺的规模有了空前的发展,其禅寺的「器度」和「胸襟」亦更加深广。宝莲禅寺自创寺之日起,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扩展。深者,「五宗弘布」,「持之以恒」,除香港沦陷期外,未曾间断,保持了禅宗的精义。广者,「一粒同餐,分甘共味」,广纳十方僧众,「可住则住,慎 勿虚延,欲行则行,母劳拟议」,对于云游至此的僧人,提供食宿,平等接待。
1938年一度成立「屿山佛学院」,立意培养僧才,拓展佛教教育,可惜未久,战争蔓延(注9),香港沦陷,一切瘫痪。在香港沦陷前,能以僧才培育为构思,可谓高瞻远瞩,承先启后,实是香港佛教教育思想上的突破。
(未完待续)
注释:
注9:勒石原文,现存于鹿湖精舍、纯阳仙院门口左旁。
作者:
宽运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