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佛教之起源及早期发展史略(三)

香港荃湾西方寺大雄宝殿

【接香港佛教之起源及早期发展史略(二)】

其后，民国四十四年（公元1955年）， 悟明法师在大屿山地塘仔开创道场，即为「宝林禅寺」。一年后，圣一和尚在灵隐寺讲《梵纲经》，时悟明长老圆寂，大众礼请圣一和尚接管宝林禅寺；圣一和尚接任后，于寺内打了两年禅七，自此宝林禅寺即以弘扬禅宗为主：夏则安居诵经习教；冬则打七参禅；早、晚二时课诵，早、午二次过堂用齐；日诵两部《金刚经》； 夜坐两枝静香；半月诵戒布萨，出坡种菜，搬沙运石，整修道路，生活清淡恬静，坚持清修，不公开接待游人香客，不承办法事。宝林禅寺殿堂建筑简朴，寺前山门横匾写有「十方道场」，门联为：「后枕高山凤岭巍巍云盖顶，前临大海曹溪滚滚水来潮」；大殿门联为：「宝林开凤山，梵刹接曹溪。」显示寺院为传统之禅宗道 场。圣一和尚于1997年秋退居，由见智大和尚接任，萧规曹随，继续保持道场农禅清修之风。（2006年由衍亮法师继任。）

香港大屿山宝林禅寺

香港大屿山宝林禪寺退居方丈圣一长老德相

三、从「山居佛教」迈向「城市佛教」

　　香港佛教在经历了早期的「茅蓬修行」后，于二十世纪初开始渐渐与香港社会发展相结合，逐步出现城市化的趋势。从二十世纪初到九十年代初，香港佛教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

从1924年到1948年，从镇江金山寺纪修和尚来港当「大茅篷」第一任住持开始，到香港佛教联合会的创立。香港佛教经历了由茅蓬修行的「山居佛教」迈向「城市佛教」的演进。「城市佛教」倡导「入世」的传道方式，由「弘扬佛法」向「参与社会」纵深发展。其中，创办佛教学校标志着香港佛教参与社会取得实质性发展。

如前所述，从1924年至1930年，纪修和尚从内地来到大屿山出任「大茅蓬」住持，历时六载，使早期的香港佛教出现了新局面。期间有三大转变：一是分散的茅蓬形成了统一的佛教中心，大茅蓬吸引了许多佛教徒前来，不期前来参修者，多达数十人。二是香港佛寺及僧人的建设与管理与内地佛教轨范相接。纪修和尚将金山寺的全部清规仪制运用于「大茅蓬」，建大木屋，作为禅堂之用，禅风因而日盛。三是香港佛教向着以禅宗为主要流的方向演化。

1925年宝莲禅寺开始了秋期传戒；1928年建成大雄宝殿、方丈室、客房；1929年建成五观斋堂。奠定了禅寺的传统与特色。1930年纪修和尚退居(1938年往生)；筏可和尚出任第二代住持；除了「法席更隆」，规模更大之外；一切仪制不改，依旧农禅种植。

在筏可和尚的时代、中国佛教的「禅农一体」更为突现，宝莲禅寺的农禅生活，影响日深，求道者纷纷而至。禅宗的「法制」、「规模」及「器度」三者并行发展。 其禅宗法制更加明确。三年举行一次「秋期传戒」（律）；每年元月举行「禅七」法会一次（禅）；每年农历四月、七月、九月，修建「大悲法会」（净、密），各 一次。律、禅、净、教、密，五宗弘布。宝莲禅寺的规模有了空前的发展，其禅寺的「器度」和「胸襟」亦更加深广。宝莲禅寺自创寺之日起，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扩展。深者，「五宗弘布」，「持之以恒」，除香港沦陷期外，未曾间断，保持了禅宗的精义。广者，「一粒同餐，分甘共味」，广纳十方僧众，「可住则住，慎 勿虚延，欲行则行，母劳拟议」，对于云游至此的僧人，提供食宿，平等接待。

1938年一度成立「屿山佛学院」，立意培养僧才，拓展佛教教育，可惜未久，战争蔓延（注9），香港沦陷，一切瘫痪。在香港沦陷前，能以僧才培育为构思，可谓高瞻远瞩，承先启后，实是香港佛教教育思想上的突破。

(未完待续)

注释：
注9：勒石原文，现存于鹿湖精舍、纯阳仙院门口左旁。

作者：宽运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