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廣東佛山兩歲小女孩悅悅，在馬路上先後被兩輛車輾過，司機撞倒人後揚長而去。在之後7分鐘內，18名路人先後經過，但都熟視無睹、見死不救。小悅悅最終被第19名路人、一位撿破爛的阿姨抱到路邊，隨後送往醫院急救，延至10月21日不治去世。
這則新聞讓聞者無不憤慨，很多人都禁不住問：為何人性如此冷漠？今天究竟人間何世？
其實，類似事件並非只在中國內地發生。2007年8月，香港也曾發生過一宗讓全城議論紛紛的新聞。當時，一名15歲的少年被童黨活活打死，令人震驚的是，事發時有三十多名路人經過，卻無人施以援手或挺身而出。事後，就跟如今國內一樣，不少人慨嘆香港人缺乏正義感，只曉得「自掃門前雪」。
當然，這些事情反映出社會的公德水平、公民責任感存在問題，有人因此痛心疾首，高呼道德淪亡，「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但除了道德責難，我們又能否對自己身處的社會環境及種種內在複雜的互動和情境邏輯多一點反思呢？
這些事令我想起43年前一宗震驚全美的謀殺案，以及兩位學者因此提出的「袖手旁觀效應」(Bystander Effect)學說。
1964年3月13日，紐約奧斯丁街發生了一宗謀殺案。年輕女子凱蒂•吉諾維斯在下班回家的途中，被狂人溫斯頓•莫斯利殺死。案發時間為早上3時20分，但直到3時50分才有人報警，期間長達半小時，附近至少38人看到或聽到女經理的反覆呼救，卻沒有一個人出手相救，甚至沒有一個人報警！事後，就像今天一樣，傳媒紛紛口誅筆伐，慨嘆人間何世，為何人們會變得如此冷漠無情，無動於衷。
但美國心理學家約翰•達利（John Darley）及比伯•拉塔內（Bibb Latane）不滿足於民眾情緒化的評論，對此進行了研究。他們尋找了一些事先不知真相的參與者，與一名假裝癲癇症患者共同進行了一組實驗，讓他們以一對 一和四對一兩種方式，展開遠距離觀察。事後的統計數據顯示出有意思的一幕：當假裝癲癇症的病人大喊救命時，在一對一的那一組，有85﹪的參加者衝出工作間 去報告，但在四對一那一組，卻只有31﹪採取行動！
在另一組實驗中，他們找來參與者到實驗室填寫問卷，其中一組為獨自一人在房中填寫，另一組則3人同時在房中填寫。期間他們把煙霧導入房中，結果，前者有75﹪向主辦單位示警，後者則只有38﹪。
兩人於是總結，眾多的旁觀者分散了每個人應負的責任。大家因為「總會有人做」的想法，為自己什麼都不做提供了心理上的藉口。這種「袖手旁觀效應」可以進一步用兩個概念來解釋，分別是「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及「多重忽略」(Pluralistic Ignorance)。
所謂「責任分散」，簡單來說，就是橫豎有這麼多人在場，總會有其他人幫手，無需自己操心。
所謂「多重忽略」，簡單來說就是看到既然那麼多人都不出手，便會猜度其中的理由：或是問題並未嚴重到需要出手，或者背後有些自己尚未察覺的原因，因而猶豫 自己出手會否太過突兀，就是所謂「社會認可」(socially acceptable)的問題。前述凱蒂•吉諾維斯命案中，那38名沒有採取行動的人，事後在接受調查時說，因為他們以為當事人是男女戀人，因此沒有察覺 他們的爭執是一宗兇殺案的前奏，沒有採取行動，是怕成為「不知情識趣」的閒雜人等。
此外，亦有評論將人們的不作為歸咎於環境與制度。究竟這是一個鼓勵好人做好事，還是因為高壓而讓人性受到扭曲的環境與制度呢？
在一個不鼓勵人見義勇為，不為弱勢社群請命、維權的社會，大家還剩下多少俠義之心呢？當賣假貨者可以一夜暴富，太多人因司空見慣而變得麻木時，誰還會為區區一條小生命動半點惻隱之心呢？
這則新聞讓聞者無不憤慨，很多人都禁不住問：為何人性如此冷漠？今天究竟人間何世？
其實，類似事件並非只在中國內地發生。2007年8月，香港也曾發生過一宗讓全城議論紛紛的新聞。當時，一名15歲的少年被童黨活活打死，令人震驚的是，事發時有三十多名路人經過，卻無人施以援手或挺身而出。事後，就跟如今國內一樣，不少人慨嘆香港人缺乏正義感，只曉得「自掃門前雪」。
當然，這些事情反映出社會的公德水平、公民責任感存在問題，有人因此痛心疾首，高呼道德淪亡，「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但除了道德責難，我們又能否對自己身處的社會環境及種種內在複雜的互動和情境邏輯多一點反思呢？
這些事令我想起43年前一宗震驚全美的謀殺案，以及兩位學者因此提出的「袖手旁觀效應」(Bystander Effect)學說。
1964年3月13日，紐約奧斯丁街發生了一宗謀殺案。年輕女子凱蒂•吉諾維斯在下班回家的途中，被狂人溫斯頓•莫斯利殺死。案發時間為早上3時20分，但直到3時50分才有人報警，期間長達半小時，附近至少38人看到或聽到女經理的反覆呼救，卻沒有一個人出手相救，甚至沒有一個人報警！事後，就像今天一樣，傳媒紛紛口誅筆伐，慨嘆人間何世，為何人們會變得如此冷漠無情，無動於衷。
但美國心理學家約翰•達利（John Darley）及比伯•拉塔內（Bibb Latane）不滿足於民眾情緒化的評論，對此進行了研究。他們尋找了一些事先不知真相的參與者，與一名假裝癲癇症患者共同進行了一組實驗，讓他們以一對 一和四對一兩種方式，展開遠距離觀察。事後的統計數據顯示出有意思的一幕：當假裝癲癇症的病人大喊救命時，在一對一的那一組，有85﹪的參加者衝出工作間 去報告，但在四對一那一組，卻只有31﹪採取行動！
在另一組實驗中，他們找來參與者到實驗室填寫問卷，其中一組為獨自一人在房中填寫，另一組則3人同時在房中填寫。期間他們把煙霧導入房中，結果，前者有75﹪向主辦單位示警，後者則只有38﹪。
兩人於是總結，眾多的旁觀者分散了每個人應負的責任。大家因為「總會有人做」的想法，為自己什麼都不做提供了心理上的藉口。這種「袖手旁觀效應」可以進一步用兩個概念來解釋，分別是「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及「多重忽略」(Pluralistic Ignorance)。
所謂「責任分散」，簡單來說，就是橫豎有這麼多人在場，總會有其他人幫手，無需自己操心。
所謂「多重忽略」，簡單來說就是看到既然那麼多人都不出手，便會猜度其中的理由：或是問題並未嚴重到需要出手，或者背後有些自己尚未察覺的原因，因而猶豫 自己出手會否太過突兀，就是所謂「社會認可」(socially acceptable)的問題。前述凱蒂•吉諾維斯命案中，那38名沒有採取行動的人，事後在接受調查時說，因為他們以為當事人是男女戀人，因此沒有察覺 他們的爭執是一宗兇殺案的前奏，沒有採取行動，是怕成為「不知情識趣」的閒雜人等。
此外，亦有評論將人們的不作為歸咎於環境與制度。究竟這是一個鼓勵好人做好事，還是因為高壓而讓人性受到扭曲的環境與制度呢？
在一個不鼓勵人見義勇為，不為弱勢社群請命、維權的社會，大家還剩下多少俠義之心呢？當賣假貨者可以一夜暴富，太多人因司空見慣而變得麻木時，誰還會為區區一條小生命動半點惻隱之心呢？
摘自香港雜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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